书院创自唐代，本是唐代宫廷设置的藏书、校书机构，至宋代而大兴，有四大书院之称，书院的基本功能——祭祀、讲学、藏书逐渐齐备，后世书院的创建基本以此为遵循。自元代以后，书院大多由官方举办，元代还将书院之长——山长纳入学官体系，至明代中期，书院因阳明心学的传播而迅速发展，书院以其独有的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而造就了众多名士，至清代以后，官府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，书院多变成为科举服务的考课式书院。
中国古代书院中是否只有读书、讲学、祭祀，而没有体育活动呢？众多史料证明，书院中存在有较多的体育运动，但受到书院师生欢迎、且得到推广的体育运动，首推射箭运动。
射箭，源自于古人的狩猎活动，后来逐渐演变为士人教育的重要内容。《文献通考·学校考》：“夏后氏以射造士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序者，射也。”夏商时期，学校名曰“序”，射箭在上古时期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。至周代，则形成了“礼乐射御书数”为主的“六艺”教育之一。在春秋末期，孔子率先开创私学之先河，以“六艺”教育学生。当时，一个不能熟练掌握“六艺”的人，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士人。
书院中的射箭运动始于宋元时期。元代延佑年间，大都路总管历山公千奴在濮州创建历山书院（位于今山东鄄城），这所书院不同于以往的书院，以医学教学为主，在教学之余，还进行射箭运动，“暇日习射御，备戎行。”（程文海《历山书院记》）明代建立，地方官学恢复久废的“射礼”，一些书院中也建立了射圃等场地，正德年间，长沙岳麓书院山长陈论“相地兴射圃，备弓矢”，“为圃为亭，储器数以待学者肄习。”（赵宁《岳麓书院志·卷三》）万历后期，江苏常熟知县陈橘改建虞山书院，建立射圃、观德门等建筑。
射箭运动的专门场地，名曰射圃。射圃之设，西汉时即有，唐代亦有射堂，北宋熙宁年间，官学中纷纷建立射圃，成为官学中的一项基本设施。元代为了消弭汉人的抵抗意志，不准汉人习武，射圃多荒废。明朝建立后，以“恢复中华”相标榜，明洪武二年，诏令天下府州县立学校，以“礼乐射御书数”设科分教，颁布“射圃规”，定学校射仪，“于儒学后设一射圃，教学生习射，朔望要试过。”从洪武三年开始，各地官学先后建立射圃，并在其中习射和举行乡射礼。可见，射圃本不是书院的专利，而是建立于官学之中的。明中期以后，官学往往名存实亡，射礼也往往不举行，射圃逐渐荒废。相较于官学的颓靡，书院则生气勃勃，表现出更多的活力。至清代，官学更沦为祭祀场所，庙学也只有庙而无学，诚如《清史稿·选举志》所言：“各省书院之设，辅学校所不及……儒学浸衰，教官不举其职，所赖以造士者，独在书院，其裨益育才，非浅尠也。”造就人才，已经完全依靠书院。
自明中期以后，以往只在官学中存在的射圃，在书院中开始出现。这也是长沙岳麓书院、常熟虞山书院等书院中射圃建立的重要时代背景。射箭运动进入书院，说明书院替代了官学的地位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书院的官学化。
射箭这项运动既古老，又富有内涵，这是射箭运动在中国古代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，也是书院将射箭运动引入的重要因素。《礼记·射义》：“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。射者，男子之事也，因而饰之以礼乐也。故事之尽礼乐，而可数为，以立德行者，莫若射”，“故射者，进退周还必中礼，内志正，外体直，然后持弓矢审固。持弓矢审固，然后可以言中，此可以观德行矣。”通过射箭运动的锻炼，可以进行德行方面的教育。射箭不再只是作战的本领，更是一种必须掌握的礼仪。如孟子所言：“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在孟子看来，已将射箭这项运动提高到“仁者”的高度，这种高度不可谓不高，因为在儒家看来，“仁”是士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，孔子曾言：“仁者爱人。”（《论语· 颜渊》）在评价管仲时说：“如其仁！如其仁！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这种将思想道德修养外化于射箭运动，也体现了儒家对射箭运动的理解和理想寄托。
至明代恢复射仪和乡射礼，明代士人又对射箭运动寄予了更多了道德内涵，试图将修身观德的教化意义与传统射仪完美结合起来。《仪礼·乡射礼》中大篇幅叙述了以“三番射”为中心的射仪，有宴饮、献酬、作乐、歌诗、扬觯等环节。虽然繁琐，但仪式却十分郑重。明代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曾说：“射，艺类也，君子之所不可阙，故可以正心志，可以习容体，可以立德表行，其道大矣。”（《绍兴府学乡射圃记》）练习射箭，不仅可以观德，而且可以养德，这无疑又丰富了《仪礼》《孟子》有关射礼的内涵。射箭以观德和养德，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达到的，已经超越了明初单纯练习武艺、“寓武于文”的界限，而是希望通过繁琐的礼乐形式，进退周旋，在类似于艺术表演的形式中，完成对士人道德的塑造。
明末，东林党人讽议朝政、评论官吏，其清议引发了明末激烈的党争，甲申之变，大明王朝灭亡，士人痛定思痛，对于清议开始反省。明末清初，颜李学派创始人的颜元提倡实学，反对空疏之学，在主持漳南书院时，在制定书院章程时，即在讲学之余，设置体育课程，以射箭运动为主。“一、六日课数；三、八日习礼；四、九日歌诗习乐；五、十日习射。”（张舜徽《清儒学记·颜李学记第三》）这一课程安排，并未突破“礼乐射御书数”为主的“六艺”范围。但颜元将射箭运动的比重提升到整个课程的五分之一，则是前所未有的（明初也只是规定每月两次习射）。射箭运动已经成为他在漳南书院中唤醒民族血性、锻炼学生体魄的重要体育运动载体。
清末，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败，丧权辱国，有识之士也深切反思中国的教育制度，作为造士重地的书院，也在重点反思之列。光绪三年，山东巨野知县毕炳炎改建麟州书院，建立射厅三间。（《民国续修巨野县志·卷一》）光绪四年，山东郓城知县李惟诚改建宣文书院，建立箭厅三楹，而县学中旧有射圃亭早已为民舍所占据。（《光绪郓城志·卷二》）两地之所以要在改建书院的同时，要建立射厅（箭厅），原因正在于对书院教育的反思。如毕炳炎所说：“筑射厅于左偏，以校武。”（《改建麟州书院暨创建考棚记》）射厅的建立，正符合修建者所意图达到的士人文武兼备的要求。而到了甲午战争失败之后，清廷更是痛定思痛，对书院进行了全面的改制，“书院考课而外，所学何事哉？朝廷图治维新，力革旧习。”（《麟州书院改建小学堂碑记》）这也是清末变革图强的一个教育改革尝试。
虽然射箭运动较早进入书院，并未成为书院教学中的常设内容，但射箭运动进入书院则有其积极意义。射箭运动虽然脱胎于“六艺”，但又非完全照搬“六艺”，寄托了士人道德养成、风俗教化的众多寄托，在书院造士的功能下，寓武于文、造就文武全才应是书院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。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科举制度被正式宣布废除之前，全国大多数书院仍然以科举教育为主要目标，射箭运动在书院教学中不可能占据较大的比重，也并非所有书院都建立了射圃，全国很多书院因地域狭小而未建立射圃，建立射圃的书院并不占多数，希图借助射箭这项古老体育运动提振士人体质和精神的努力，尚须之后很多年广泛的体育运动展开以后才得以实现。（齐文化研究院 武振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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