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，对“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”作出明确部署，为新时代竞技体育深化改革锚定方向。近期，国家体育总局印发《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正是以制度创新回应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关键一步，是加快构建开放多元、协同高效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。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领域，“三大球”振兴是检验竞技体育改革成效的“试金石”，《办法》以制度创新破局，为项目振兴注入了系统性新动能。
充分释放资源，从独轮驱动到四轮协同，构建开放共赢的发展生态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体育改革以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为核心，聚焦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变革和奥运备战参赛的实践创新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多点发力推进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。《办法》定位为针对奥运项目的制度性文件，对于深化体育改革、推进奥运备战机制创新、规范合作组建工作具有深远意义。文件对“合作机构”的界定，本质是以制度创新打破“政府一家办体育”的路径依赖，更是释放体育资源效能、激活政府、社会、市场、个人等多元主体内生动力的战略抓手。从改革逻辑看，这一制度创新精准回应了新时代竞技体育发展的深层需求，在充分发挥政府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为国争光目标组织优势的基础上，《办法》通过放权赋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参与体育的积极性，不断释放社会力量资源优势，深度激活市场机制调节功能，持续强化个体参与主体地位，推动“三大球”振兴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型。这种开放的深层逻辑，并非简单的“放权让利”，而是通过构建“目标共担、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利益共赢”的制度化通道，为“三大球”振兴注入市场活力与创新动能，推动治理生态从存量博弈转向增量扩容。
充分开放竞争，从粗放管理到精准赋能，完善项目差异化发展需求。“三大球”项目之间、性别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，振兴之路必须跳出一以贯之的发展窠臼，立足项目国内国际发展水平构建差异化发展路径。横向来看，《办法》将合作组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分为“联建共建”和“委托承办”两类，通过责、权、利的划分实现项目发展的优势互补和重点突破，其根本是针对不同项目发展水平制定的差异化制度工具，是实现精准赋能的重要举措。分类施策的核心在于“因类制宜”，能够通过“联建共建”或“委托承办”找到发力点。对于发展基础较好的项目，通过“联建共建”强化资源整合与协同；对于普及程度不高、发展基础薄弱或长期落后的项目，通过“委托承办”引入专业主体实现重点突破。纵向来看，《办法》创新性地将“国家高水平运动队”定义为包含国家（集训）队（组）、国家青年（集训）队（组）和国家少年（集训）队（组）全年龄段国家队体系，这一规定不仅扩展了国家队合作组建的覆盖面和颗粒度，更通过制度引导推动更多社会力量扎根基层、深耕青训。“三大球”振兴的关键在“根”，需充分发挥我国举国体制优势，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，以政府为主导深化青训体系建设，以开放竞争引入社会力量优化资源配置，全面提升“三大球”青训质量与梯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水平。
充分激发活力，从“办队”到“管队”，释放体制改革的发展效能。国家高水平运动队是竞技体育的核心资源，代表着中国体育形象，蕴含着较高的无形资产价值。传统“三大球”办队模式下，存在权责边界模糊、发展活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，导致其资源效能未能充分释放。《办法》聚焦发展堵点，明确各主体管理职责，系统构建覆盖“申报—建设—监督”全过程、全链条、全周期的管理体系，实现项目管理机构从“办队”到“管队”的积极转变。这种全周期管理通过制度设计将“合作效能提升”内化为各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，在确保合作方向不偏离国家队核心目标的前提下，通过转让国家队组建、参赛、市场开发和国际赛事申办等相关权利，提升了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奥运备战的参与度、荣誉感和责任感。权责重构是改革的核心机制，《办法》创新提出“第一责任”概念，分类厘清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，强化了合作机构的主体责任意识，赋予合作机构自主发展空间，实现激发活力与方向把控的平衡。治理模式升级是改革的最终指向，通过管理角色的重新定位与权责关系的重构，破解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乱”的治理困局，最终为“三大球”稳固根基提供可持续的制度保障。
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方位中，这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改革实践，正以系统集成的变革之力，为“三大球”振兴注入生生不息的新动能。展望未来，随着《办法》在实践中持续深化，多元主体从“各自为战”向“握指成拳”跨越，中国“三大球”必将突破发展瓶颈，在合作中厚植根基，在创新中锻造优势，在开放中拥抱世界，书写开门、开放办竞技体育的时代答卷。（天津体育学院院长 张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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